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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耳之学 谈何容易 ——从常言俗语透视中华文化
2020年11月19日 09:51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汪晓云 字号
2020年11月19日 09:51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汪晓云

内容摘要:我们不经意脱口而出的常言俗语,经历数千年,成为历史的活化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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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说话对我们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,但是从中华文化传统而言,说话对于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同小可。我们不经意脱口而出的常言俗语,经历数千年,成为历史的活化石。

  古代文化之祖

  常言俗语为古代经典之祖。《直语补证》序言“委巷之谈,动出典训,日用不知,遂忘其祖”,揭示常言俗语为“典训”之“祖”,只因“数典忘祖”而被遗忘。在古代知识体系中,“典”不仅仅为经典,还为典训、典籍、典艺、典礼、典章、典教、典刑、典范,以及字典、辞典、图典、事典、祀典、仪典等。《周礼》有“典瑞”,论器物,表明器物与“典”相关。《释名》有“男,任也,典任事也”,表明人事亦与“典”相关。《周易·系辞》言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,而观其会通,以行其典礼”,“典礼”具有“会通”之义,诉诸文化之整体,因此而有“会典”“通典”,表明其为文化之统称。显然,“典”包罗万象,囊括文化的方方面面。因此,常言俗语不仅为古代经典之祖,亦为古代文化之祖。

  常言俗语为古代学问之源。《越谚》序言“古语流传,大关学问”。“学问”之“问”以“口”为中心,王阳明《大学问》明确指出:“此须诸君口口相传,若笔之于书,使人作一文字看过,无益矣。”古人强调的“大学问”“真学问”,其实即为百姓日用之常言俗语,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所谓“蚕蟹鄙谚,狸首淫哇,苟可箴戒,载于礼典,故知谐辞讔言,亦无弃矣”。《常语搜》弁语言“读书当自其常知者始”,意谓常言俗语为读书之门径。廖平更指出,“今日之常言俗语,当日皆为切要之说,故学者对于常言俗语尤当留意推考”。

  常言俗语关系古代文化之巨,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赖昌期题《常语寻源》言“茫茫叹学海,愿授指南针”,表明“常言俗语”为“学海”之“指南针”。谢墉序《直语补证》言“曲学无稽”“不如鄙言为有本”,揭示常言俗语为古代学术之本。《淮南子》言“诵先王之诗书,不若闻得其言;闻得其言,不若得其所以言;得其所以言者,言弗能言也”。显然,常言俗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门径,为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”。因此,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将俗语研究如《通俗编》《陔余丛考》《恒言录》等列为“儒家类考订之属”,认为是“读一切经、史、子、集之羽翼”。

  句句含深意 语语须推寻

  常言俗语看似平淡无奇,实则句句皆含深意、语语皆须推寻。吴炫序《谈徵》言“事必寻源,语必究实”“世间无一语无一字无来处也”。“方外山人”自序言“眼前景口头语觉无一事无一字无来历”。环中迂叟《俚言解》序言:“乡俗常语多有证据,听者玩熟而茫无考辨,则古圣察迩言何为哉?”余绍昶为《常语寻源》题词,言“人不经心独运心,言言语语费推寻”。成一夔跋《谈徵》言“是《谈徵》一书,实堪为稽古者之津梁,考据家之绳墨”。

  学术界多认为古人对口语不感兴趣,古代除《方言》外,有关口语与方言的书面记载很少,对汉语方言进行科学研究始于高本汉、赵元任。殊不知,中国古代为方言口语著书立说者不绝于缕,中国第一部训诂学著作《尔雅》为“缀集异闻,会粹旧说,考方国之语,采谣俗之志”,表明《尔雅》根源于“闻”“说”“语”“谣俗”,“释诂”明言“诂”为“以今言释古言”。中国第一部字典为《说文解字》,我们多注意“文”与“字”的一面,却未曾留意“说”与“解”的一面,《说文解字》实“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”,声音训诂即表明训诂学为解释语言。《释名》之“名”亦与“口”相关,《荀子·正名》言“期命辨说也者,用之大文也,而王业之始也”,“名”亦为“说”。《方言》更直接以“方言”为名。中国古代常言俗语研究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,仅《明清俗语辞书集成》就收录近二十种,《通俗编》等则因篇幅太长而未收入。

  与训诂学强调语言相应,古代文字之学强调声音之学。顾炎武《音学五书》言“声成文谓之音,有文斯有音,比音而为诗,诗成然后被之乐”,并言“假借”为义起于声之体现,古人原非假借。黄承吉《字诂》言古者制字以声为主义之大纲,字皆起于声,《字诂》后附《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》,言古字同声则同义。黄承吉著《义府》为经传释义,顾炎武著《诗本音》《易音》,陈第著《毛诗古音考》,其实即以声音解释文字,言常言俗语为古代经传之源头,故戴震强调“由文字以通乎语言,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”为拾阶而上之解经途径,暗示语言为文字之源头。

  口耳相传胜于文字相传

 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,常言俗语属于“口耳之学”,“口耳之学”与“文字之学”对立,前者为民众话语,后者为官方话语。知识即权力,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,其实即以被剥夺知识的方式剥夺权力。体现在口语中,“口说无凭”“耳听为虚”实暗示对民众话语权的贬低与打压;“打听”亦暗示对“听”的“打击”,强调“口耳之学”的边缘性、次要性。然而,“听天由命”表明,“听”是知“天”“命”的主要方式;“耳熟能详”更表明,“耳”是能了解详情的重要途径;“据说”“说明”“说法”表明,“说”为依据,通过“说”才能明白;“口令”“口信”“口诀”表明,“口”为“秘诀”“诀窍”所在,为可信之法令。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即暗示“话”胜于“书”、口耳相传胜于文字相传。

  《文史通义·原道下》言“贤智学于圣人,圣人学于百姓”。“圣人学于百姓”即“下学上达”“不耻下问”。刘师培指出言语与文字分为二途,“宣于口者为言语,笔之书者为文章”,口耳相传之途径为言语说话,文字相传之途径为读书识字。刘师培言“讲为口传之学,非身习之学”,“学必赖讲而后明”。“讲为口传之学”“学必赖讲而后明”即表明“口传之学”与古代学问之密切关系。“口耳相传”为“传说”,“文字相传”为“传写”,古代文献多见“传写失误”“传写失次”,实将“传写”与“传说”相对,言“传说”相对于“传写”的正确性、可靠性。

  《说文解字》“聖,通也,从耳,呈声”,段注“从耳者谓其耳顺”,并引《风俗通》“聖者声也,言闻声知情”,《周礼》“六德教万民”,言“凡一事精通亦谓之聖”。“聖”强调的“从耳”“闻声知情”实即“口耳相传”。口耳之学为民众话语权表达方式,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之重要性以多种方式显示,如“聖”将“口耳”置于“王”之上,暗示口耳之学为民众话语权,且位于帝王之上;“学问”之“问”亦以“口”为中心;“说法”“说道”而非“写法”“写道”……

  常言俗语之本义“谈何容易”

  然而,尊文字而抑语言使文字为显学、语言为隐学,故《战国策》称“鄙语”,《庄子》言“野语”,《史记》称“俗语”,《史记》更称“谚语”为“野谚”“鄙谚”“民谚”,以“方言”为名之《方言》则被别扭地称为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”,且“虽存而说实亡”。由于对“口耳之学”的贬低即意味着对“文字之学”的抬高,本质是以文字与书面语掌握话语权。因此,蒙文通《儒家政治思想发微》言“口说”“野言”之间,为“隐而不宣者之所系”,也就是“口耳之学”为隐言。《史微》言“自古人口耳相传之例不明,而古书为后人变乱也”……显然,官方话语权不仅以文字之学压制口耳之学,还改变了古代语言的意义。

  由于话语意义已被改变,今人把握常言俗语之本义就显得格外艰难,《里语徵实》李次山序言:“纵然夫子不语,语岂无稽;虽是老生常谈,谈何容易。能徵之矣,具实然哉?”暗示常言俗语虽为“老生常谈”,却被统治话语权压制以至“夫子不语”,因此,把握常言俗语之本义“谈何容易”。

  “礼失求诸野”,作为历史的活化石,常言俗语之本义并未消失,而是以隐匿的形式留存于话语本身,诉诸声音,故有“声讨”以“讨个说法”,有“据说”“传说”以“说明”“说服”。古代绵延不绝的训诂学以及建立在训诂学基础上的经典解释,正是古代祖先指引我们回归话语本义、重建话语体系之传统,也就是“解说”与话语解释。“不消说”表明,“说”不能被“写”取代,语言不能被文字消弭。“不由分说”表明,话语是统一的整体,不能把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联与对话分开。“废话少说”暗示,废话要少说,要多说有益的话。废话是什么?“废话连篇”“连篇累牍”表明文字是废话。“长话短说”表明,连篇累牍冗长繁杂的文字需要简说;相反,简单的常言俗语需要考证。“说到底”表明,“说”是直达根底、追根究底的途径。“话又说回来了”则暗示,通过话语能追根溯源,回到源头。这个根底与根源正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言俗语,所谓“丑话说在前面”“俗话说得好”——丑话、俗话才能真正“说到点子上”,文字则“说不上”“说不过去”。话语就是权力,古代统治权通过掌控话语权以文字取代语言,改变语言本义,使语言古义与今义不同,因此需要“退一万步说”。

 

  (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国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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